与死亡擦身而过的瞬间，他们看见了什么？| 人间

布鲁斯·格雷森人间theLivings 2022-08-28

收录于合集 #人间 · 书摘 165个

克劳德犹豫了一下，好像在打量我似的，然后用同样平静的语气说道：“我以为我要去见上帝他老人家了，可是我父亲拦住了我，告诉我必须回去。我父亲已经去世大约15年了。”

配图 |《实习医生格蕾第五季》

前言

自古以来，就有关于濒死体验的报道。但对于濒死体验，医学界普遍选择了忽视，认为这是“人类大脑的诡计”或体验者的幻觉，因为人们大都倾向于将死亡视为意识的终结、生存的终结。对许多人来说，濒死体验是令人恐惧的，它会引发体验者强烈的恐惧和焦虑。五十年前，精神科医生布鲁斯·格雷森博士通过偶然的机会，发现一位患者产生了濒死体验——她在昏迷时，“看到”了另一间屋子里的格雷森领带上的污渍。为了探索这个不解之谜，格雷森博士从此踏上了艰难的科研之旅。《看见生命：一个医生的濒死体验研究报告》涵盖了这位精神病学教授数十年来对濒死体验坚持不懈的研究记录。

随着我对濒死体验的研究不断传播，我开始收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来信，他们主动和我分享自己的经历。我知道，我收集的濒死体验案例越多，就越容易抓住不断出现的濒死体验的隐喻和特征。我收集的濒死时精确的医学细节越多，就越容易确定与这些体验相关的生物学特征。但我也意识到，这些人提供给我的案例可能是所有濒死体验中的一个有偏样本。这些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也就是说，这些描述都是濒死体验者能够并且愿意分享的故事。那么，它们是否与其他的濒死体验不同，也就是那些人们不愿意分享或者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濒死体验？我认为，除了从那些自愿分享的志愿者那里收集资料外，我还必须采访大量曾与死亡擦肩而过但没有把他们的经历告诉我的人。由于我在大学医院任职，条件比较便利，所以有机会接触到这类人。在征得心内科的同意之后，我着手开展研究，采访所有因为严重的心脏问题而住院的病人。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采访了心内科住院部将近1600名病人，其中116人有过心脏骤停的经历。发病期间，他们的心脏完全停止跳动，整个过程都被记录在病例之中。克劳德，一个72岁的农民，他有过心脏暂时停止跳动的经历。在他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我走进他的病房，自我介绍了一下，问他是否愿意和我谈谈他的遭遇。他困惑地看了我一眼，不过还是同意跟我谈谈。我告诉他，我知道他的心脏曾停止过跳动，然后就像询问所有病人那样，问道：“昏倒之前，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当时我正在喂猪。”克劳德开始慢慢地说道，“突然感到头晕，于是走回谷仓，在一捆干草上坐了下来。”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后一件事。”“在那之后你还记得什么？”我接着问道。“我醒来后就躺在这张床上，胸部布满导线，手臂上插着一根管子。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又问了第三个问题（我曾问过所有此类病人这个问题）：“在这两件事之间你还记得什么？”克劳德犹豫了一下，好像在打量我似的，然后用同样平静的语气说道：“我以为我要去见上帝他老人家了，可是我父亲拦住了我，告诉我必须回去。我父亲已经去世大约15年了。”从一个无偏倚的渠道听到濒死体验的那一刻，我激动不已，心脏开始狂跳，不过表面上我尽量保持声音平静，做出一副很专业的样子。我俯下身子，鼓励地点点头，说道：“跟我讲讲遇到你老父亲时的情况吧。”克劳德耐心地盯着我，稍微顿了一下，然后说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点了点头，试图斟酌一下，想要再问他一个问题。但是此刻克劳德却闭上了眼睛，说道：“我累了。我要说的已经都说过了。”

克劳德的事告诉我，医院里肯定还有像他这样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我还发现了另外26名心脏病患者，他们和我分享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事实上，10%的心脏骤停患者以及1%的其他患者（有过心脏病发作或其他严重的心脏疾病，但其心跳并没有完全停止）都讲述了他们的濒死体验。现在，我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评估这些有关濒死体验的描述。当然，我无法直接观察他们的体验。我所知道的只是那些体验者叙述的，以及他们是如何被濒死体验影响的。而且，许多体验者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无法用语言描述自己的经历，所以，当我要求他们向我描述自己的经历时，就是在要求他们做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许多体验者会求助于他们手头可用的任何文化或宗教隐喻来描述那些没有熟悉标签的事物。例如，许多有过濒死体验的美国人描述自己穿过了一个他们称之为“隧道”的悠长黑暗的空间。而那些来自罕有隧道、欠发达国家的濒死体验者则会称之为“井”或“洞”。多米尼克是一名卡车司机，当他的18轮大卡车在州际公路上与另一辆汽车相撞时，他曾产生过濒死体验。他在描述中称自己穿过了一条又长又黑的“排气管”—这是他最容易想到的画面。还有许多濒死体验者因无法将其经历用语言表现出来而感到沮丧。乔·杰拉奇，这位在手术后差一点儿因失血过多而死的警察，向我描述了他在试图分享自己濒死体验时的沮丧心情：“我无法形容那种体验，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它很难向别人描述，也没有任何模式可循。我想说的是，我根本无法用生活中的事情来解释它。一说起这种感受就会让我感到沮丧。我试着用语言向你描述这种体验，但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说。它貌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困难。这就是问题所在。“这种感受令人沮丧。我真的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自己当时的体验，总是感觉描述得不到位、不准确，现在我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无论我如何描述，对方都会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根据他们自己的想法，对我的描述进行筛选甄别。我想告诉我的妻子，但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们很难体验到如此美妙的事情，它对你来说意义重大，改变了你的生活，但同时又让我感到如此疏离，难以言表。”

比尔·厄弗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46岁，是一位商人，在阑尾破裂的腹部手术中产生了濒死体验，他也向我讲述了自己无从描述濒死体验的感受：“我知道自己没办法描述当时的情形，但我一直在努力尝试。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必须和别人分享我所看到的，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我的所见所闻。就这样，这些想法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有时似乎呼之欲出，好像所有人都能明白我的想法。查字典也没什么作用，那里面的词语单调乏味，缺乏表现力。“这种感觉就好比想用蜡笔画出某种气味一样。无论盒子里有多少支蜡笔，你却连第一笔都画不出来。想用语言描述濒死体验的感觉也是这个道理。不管使用多少词语，你都无法准确地描述濒死体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清醒地躺在黑暗中，试着用声音来解释濒死体验。也许音乐可以做到言语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毕竟，没有人能够描绘出某些声音的美妙之处，尤其是那些让我们动容或流泪的声音。没错，也许音乐是唯一的交流方式，只有它可以解释这种从未消失的平静感。”另外一个例子。史蒂夫·路易廷在8岁时差点儿溺水身亡，当时他也有过濒死体验。在讲述当年的体验时，他这样说道：“死后所说的语言与生前相比要复杂得多，它能高度概括各种体验，就连回到我身体里的记忆也变得简单明了，成了实际所发生的事情的象征。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概括、简化的现象，完全是因为人类的大脑无法理解如此复杂且陌生的世界。当读到有人死后看到铺满黄金的街道时，我觉得十分有趣，因为这是一个将复杂的视觉参考物进行简单化处理的例子—与其说他看到的是黄金，不如说看到的是勃勃生机。”史蒂夫无法找到恰当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体验，这使他将其他濒死体验者的具体描述视为一种隐喻，而不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在他看来，黄金铺成的街道、珍珠做成的大门、天使般的人物都是那些人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比喻，用来表达一种本质上难以描述的体验。13世纪的苏菲派神秘主义诗人鲁米曾经这样写道：“沉默是上帝的语言，其他都是拙劣的翻译。”这似乎是许多濒死体验者告诉我们的，但大多数体验者的语言表达能力都不如乔、比尔和史蒂夫。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克劳德，不能或者不愿意详细描述他们的濒死体验。这就意味着，我需要采用某种系统的方法来讨论濒死体验，以便进行科学研究，正确理解这种体验。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语言似乎无法充分表达思想，尤其是在交流强烈的情感体验时。但是，许多濒死体验者在斟酌语言时遇到的困难并不是阻碍他们分享自己故事的唯一原因。一些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会感到害怕，担心别人会觉得自己疯了，或者是在撒谎—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吉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是一名警官，曾试图自杀。我是在一项研究中认识她的，当时我正在采访那些自杀未遂后住院的病人。当时我的想法是，希望能发现他们与死亡擦肩而过时的体验，然后每个月跟踪调查一次，重新评估他们对自杀的后续想法。我想知道濒死体验是否会改变人们对自杀的态度。当年吉娜24岁，是一个刚入职的警官。她的身高不到160厘米，身材娇小，黑色卷发凌乱不羁，但整个人还是显得刚毅坚韧，看上去严谨认真。她很喜欢警察学院的课程和培训，但加入警队之后，她很快就陷入了一种男性文化之中，感到自己成了他人嘲笑和骚扰的对象。成为一名警察是她多年来的理想，但当她的上司开始肆无忌惮地取笑她、对她动手动脚时，她感到自己处于一种难以忍受的困境中，无法摆脱。她看不到出路，于是服用了大剂量的药物，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科病房。我个人认为，她服药过量至少在某程度上是在发出求救信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果她的目的只是自杀，那么用警察局配给她的左轮手枪可能更直截了当，也更符合她那不苟言笑的性格。我问了吉娜几个惯常提出的问题：她失去知觉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在那之后她还记得什么？在这两次事件之间她还记得什么？她否认在昏迷期间有过任何感受。因此，我把她当作控制组中的一员—没有濒死体验的自杀未遂者。但一个月后，当我再次联系她，想看看她的情况如何，并重新评估她的自杀想法时，她让我大吃一惊。“吉娜，”我开口说道，“你还记得你服药过量醒来后和我说过话吗？”“是的。”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说，“你问我记得什么，但我没有告诉你。”我的眉毛不禁扬了一下，说道：“你是说你没有告诉我……？”她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当医护人员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我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听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难道她以为我对她一个月前的回答感到失望，所以为了取悦我而胡扯瞎编吗？尽管心里这样想，但我还是决定暂时相信她的话，于是我接着说道：“一个月前你是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还是说那个时候你不愿意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她点了点头，眉头依然紧锁，说道：“不是不记得，而是我不确定你会对这件事这么认真，所以我当时什么也没说。”“那现在你想告诉我些什么呢？”我刚一说完，吉娜马上开始讲起自己的经历：“我靠在救护车内的一侧，看着自己的身体和坐在我旁边的医护人员。他正在调整我胳膊上的静脉输液管，看起来不太关心我的状况。但那时，其实我自己也不在乎。看着他的动作，看到我的身体一动也不动时，我心中在想：‘真有意思啊。’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别的想法，我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特别的依恋，就像我对别人的身体一样。”我等着她继续说下去，然后问道：“你还记得什么？”她停顿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回答道：“就这些了。”在采访结束前，我又问了她一些常规问题，询问了她自杀的想法以及目前的生活状况。她告诉我，她已经当面质问过骚扰她的上司，但他表现得无所谓，于是她向警察局长投诉了那个警官。目前她的工作岗位没变，而且骚扰已经停止了。我告诉她，我认为她那样做是正确的，尽管需要极大的勇气。最后，我问她是否还有其他问题，她回答说没有，于是我感谢她与我交流，结束了此次采访。一个月后，我和她第三次见面。我问她：“吉娜，上次我们谈话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服药过量后把自己的身体留在了救护车里。”“是的。”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道，“但我没有告诉你见到我表妹的事。”我的眉毛再次上扬，问道：“你表妹？”“是啊。”她没看我，继续说道，“我表妹玛丽亚和我一起在救护车里。她4年前死于车祸。我们年龄一边大，做什么事都在一起。她告诉我，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自杀，我还有其他选择。她说话的语气略带嘲讽，就像以前一样，但她也为我服药自杀而感到难过。”吉娜顿了顿，又接着说道：“她告诉我，她要把我送回去，这样我就能和那位警官对质，不能让他逍遥法外。她说如果我再自杀，她就会毫不客气地再把我踢回这里。”“上个月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是觉得不安全吗？”听到这里她看着我的眼睛笑了一下，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可是个精神科医生！我可不想再回到医院，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疯子！”我点点头，和她一起笑了起来，然后说道：“但你为什么觉得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呢？”吉娜变得严肃起来，眼睛仍然盯着我，说道：“是这样的，上次你并没有因为我说我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而把我交给精神病院，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可以把这件事向你和盘托出。”我们又谈了一会儿她对表妹的回忆，以及表妹送她回来时的感觉，直到她显得有些疲惫为止。在结束此次采访之前，我又一次问了一些关于自杀的常规问题以及她目前的生活状况。吉娜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她觉得警察局长并没有把她的情况当回事。她继续跟工会代表交涉，提出了正式的申诉，然后给市地方检察官写了一封信。我再次肯定了她采取行动的决定，给了她一个向我提问的机会，并感谢她再次与我交谈。又过了一个月，我在试图联系吉娜时，得知她已经辞去了警察局的工作，她告诉主管她要搬回家乡。我试图找到她再次采访，但没能如愿。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在吉娜服药过量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之所以没有告诉我她离开自己的身体并见到表妹的事，是因为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或者说我们每次见面她都在瞎编胡扯。但是她没有明显的这样做的理由，她的情绪反应也比较真实。至于她能否准确地记得自己的体验是另一回事，那不是我能够证实的。但有一点听起来比较真实：吉娜不愿意把她的经历告诉精神科医生，尤其是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时她正准备出院。在她的濒死体验中，是否还有其他事情是她不愿意告诉别人的？对此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我在采访那些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时发现，濒死体验者对自己的濒死体验秘而不宣有很多原因。有一点不要忘了，这种体验往往惊天动地。
有些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对自己的经历非常震惊，根本不愿意谈论它；有些人会感到沮丧或生气，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身体中；有些人会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死亡体验和他们信仰的宗教对死亡的预期之间存在矛盾；有些人会担心他们的濒死体验是他们患上精神疾病的表现，或者其他人会把它当作精神病的一种证据；而对于那些濒死体验发生在袭击、自杀或本可避免的事故中的人来说，他们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经历，因为这件事给他们留下了太大的创伤，或者他们为自己感到羞愧或自责。许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担心其他人（包括研究人员）不会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担心如果谈论濒死体验会遭到嘲笑。有些人觉得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体验会玷污它或贬低它。还有一些人觉得他们的濒死经历纯属个人隐私，不能与他人分享。他们认为自己在濒死体验中获得的信息是对他们有好处的，并不是为了让科学家进行研究或分析。无论是对于研究人员，还是对于体验者的家人和朋友，我们都很难弄清楚这些体验者是否开诚布公地讲述了自己的全部经历。有太多的原因使得当事人不愿意分享他们的经历，所以当他们愿意与我分享的时候，我总是非常感激。经历过濒死体验后，当事人可能会非常脆弱，而他们在此之后所做的事情可能对他们未来的幸福非常重要。（本文选自《看见生命》，略有删改）

|（美）布鲁斯·格雷森著，杨清波、姜丽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0月

布鲁斯 · 格雷森

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

精神病学和神经行为科学教授